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下全球产业链如何重构？
导语：面对一片狼藉的全球产业链，即使是最忠实的大规模生产时代的“水平分工”专家，也不得不重新思考全球化的水平分工在这次疫情中为何如此脆弱，什么样的制造业系统才能让人类更好地抵御新冠疫情这样的全球化风险。
各国各地区的隔离阻断，首当其冲的就是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带来巨大冲击。面对一片狼藉的全球产业链，即使是最忠实的大规模生产时代的“水平分工”专家，也不得不重新思考全球化的水平分工在这次疫情中为何如此脆弱，什么样的制造业系统才能让人类更好地抵御新冠疫情这样的全球化风险。
传统水平分工的全球产业链体系抗风险能力弱
近三十年，全球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西方发达国家把产成品和半成品、零部件、原材料的加工制造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利用资本和技术获取高额利润，形成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产业分工；另一个是跨国公司按水平分工的理论把产业链中一些产成品和半成品的加工外包给全球加工质量好、效率高、成本低的企业，形成全球化的产业链分工。于是几十个国家、几百座城市、上千家企业可以共同生产一个产品，而跨国公司往往既不搞零部件、半成品制造，也不搞产成品的总装。他们抓住价值链上游的研发设计，下游的销售结款清算和售后服务，并通过控制生产性服务过程获取高额利润。这样的水平分工产业链体系，以市场化方式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实现了跨国公司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目的。
面对危机，我们应该从全球化发展的更合理的趋势来反思全球制造业这种生态十分脆弱的产业链水平分工。我们当然不能因为疫情就去搞民粹主义、搞每个国家或地区狭隘的自我独立、搞自主循环的封闭制造、搞逆全球化，这些都是愚蠢的行为。我们应该认识到世界不是风平浪静的，全球性大范围的产业链分布是不安全、不科学的，如何既能实现产业链全球化水平分工，又能避免各种不可控因素带来的产业链断裂风险呢？最合理的方法就是让这种产业分工能够在某些地域聚集成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
产业链集群的形成也是价值链重塑的过程
产业链集群的形成过程中，还要注重产业整体价值链的重塑。所谓价值链包含了产业链制造系统的上游研发设计、品牌建设环节，和中游为制造业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比如第三方物流、仓储、产业互联网、产业链金融等等，还包含了产业链下游的消费清算、售后服务等环节，是产业链中的所有价值增值环节的集成。这些价值增值体系原本可以游离在世界各地，通过网络链接。但一旦产业链集群基地形成，营商环境良好，能够与当地产业链适配的价值链上的企业也会自然而然地集聚于此。
产业链+价值链的集群，也为整个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奠定了基础。产业链与价值链上的每一个成员都更容易利用数字技术改变生产模式、协同模式和服务模式，从而为整个产业创造新的价值空间。比如挖掘机市场在徐州附近聚集，也会带来大量的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他们与挖掘机产业链融合，就会改变挖掘机产业的盈利模型，创造该产业大量新商业模式，这就是集群之后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也能够为人类带来更多财富。
产业链集群所在地要由市场来配置
产业链集群会集聚在哪一个地区，不是地方政府的长官意愿，而是根据市场需要，既要考虑“销地产”、“产地销”的要求，又要考虑交通物流条件、地区开放程度、人才配置条件等问题。
能够承载产业链集群的区域将来会有更大的发展潜力，是各个国家、各地政府应该重点考虑的方向。这样的区域（城市）应具备五个突出特点：
1．交通运输枢纽地；产业链集群需要便利的交通以降低物流成本、人员协同成本，所以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是形成全球化产业链集群的基本条件。
2．劳动力和人才的配置；一个地区在教育上的投入会在将来决定这里会形成什么样的产业链集群，百年树人，劳动力和人才配置是一座城市竞争力的根本体现，需要行政负责人具有长远眼光给予投入。
3．营商环境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由于产业链聚集依然是国际化的水平分工，因此需要聚集地具备支撑国际企业入驻的营商环境。
4．社会环境以及生态环境良好；产业链集群发展的人文需要也非常重要，良好的生态环境和高素质的社会环境，更有助于吸引全球产业链资源的聚集。
5．拥有生产成本优势：生产成本取决于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创新成本、税收成本等，一旦形成了产业链聚集，本地域的成本优势会更明显。在产业链聚集刚刚开始的时候，还是需要当地政府在各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以降低成本。
中国要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创造适合产业链集群发展的营商环境
产业链集群的竞争不能是靠行政权力“强扭的瓜”，而是应该由跨国公司、龙头企业和零部件企业自然选择市场资源配置而形成的，政府应该为此做好开明的配套服务。市场是决定资源配置的根本因素，国家间和企业间的竞争就在于市场资源配置的有利条件。这一规律适用于全世界各个国家，也是世界产业发展的大趋势。这次疫情对全球产业链造成的严重破坏，使大家发现了我们原本的全球化模式在太平时期没能暴露出来的短板和薄弱环节，中国及世界各国都应该对“世界是平的”思想影响的全球产业化方式进行重新思考并做出调整。但是，重新调整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也不可以直接进行强硬调整，推行逆全球化，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错误行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辩证式地螺旋上升，而不是 180 度大转弯。
为了更好形成产业链集群的营商环境竞争力，中国在宏观政策上要进一步降低关税，增加进口，推动进出口贸易平衡发展。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放宽金融服务等领域准入条件，实现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开放。要进一步改善各级政府的服务能力，打造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改革开放的高地，推动围绕世界贸易组织（WTO）协定的改革，并与各国共同推动自由贸易区（FTA）的发展。
并不是所有产品类别都可搞产业链集群
产业链集群是垂直整合的国际化水平分工，事实上，并不是每一种产品都需要建立产业链集群。比如，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用品虽然也都有自己的产业链，但是产业链的分布大都较为分散；有的产品甚至只在某些固定地区存在，并没有必要形成产业链。
对那些物流链、产业链较短的大部分低端产品，每个相关生产企业的市场覆盖面较小，可以按照全球化市场需求的自然分布，布局的自由度很高。对这种产业的竞争，政府只要做到低税收、贸易自由化即可，不一定要建设专门的产业链集群。
但对于国家战略性新兴制造业或国家支柱产业等重点产业，必须形成从研发、设计到物流、金融等产业配套的全产业链集群，从而大大提高这些产业的抗风险能力。同时由于产业链集群市场规模巨大，增加了其在全球产业生态中的话语权，从而用市场规模来有效避免关键技术被卡脖子所可能带来的经营风险。
此外，大量的传统制造业面临着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机会，这也意味着原有的产业链、价值链需要重塑，有可能形成新的产业链集群。只要这样的集群价值空间足够大，一个区域都可以考虑选择在这一方向上布局。
人类全球化的方向不会变，资源优化配置有利于各国发展的内涵不会变。因为疫情的隔离阻断、因为冷战或贸易战的对立，妄言全球化结束是短视的，是错误的，全球化本身是螺旋式发展的，是在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中前进的。凡是能在解决产业更迭问题中担当责任的大国一定是顺应世界潮流的伟大国家，凡是能在历史的螺旋发展中解决问题担当责任的大国一定是顺应世界潮流的伟大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