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物价走势的长期前景

在中国，长期货币过度充裕的状态让市场对高通胀一直抱有高度敏感的警惕心态，2020年一季度时的高CPI运行态势，使得市场一度担心猪肉价格上涨会引发消费价格的全面上涨。2020年11月物价公布后，市场又担心通缩再来。笔者认为，即使从CPI角度观察，短期的“通缩”也没有改变中国物价将进入长期低增平稳运行期的趋势；这段长期的物价平稳，将与过去40年期间的物价高波动和高增幅状态，形成鲜明对比。

从CPI定基指数上看（1978年=100），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物价高涨幅，主要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10年期间物价水准翻番，由1990年的216.4上升到了1999年的432.2，之前和之后的物价上涨则相对平稳。显然，正是市场经济导入和间接型税收体制这两大改革因素，导致了那段时期中国物价的持续快速上涨。

过去中国物价上涨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领先的首要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本身带来市场化和商品化发展。改革开放之初，中国3/4的人生活在半自然经济状态，这种状态决定了中国的很多消费品，尤其是农产品的价格是显著偏低的——很多生产要素并没有在售价上得到体现，农民将剩余农产品出售时，他只要求获得边际成本，通常是他额外的几近于零的劳动力价格，农产品中的土地要素、资本投入等，都没有在售价中得到体现。随着中国商品化进程的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扩展了对要素回报的要求，原先商品成本的货币计算中没有被考虑进去的生产要素，越来越多地得到体现，随着生产要素对商品售价渗透率的提高，农产品等商品越来越完整地包含了价格形成的要素；只要商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吸收过程在继续，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就不会停止。

1993年之前中国的增值税体系还没有全面铺开，1994年后中国在经营中间环节征税的增值税、营业税体系全面建立。施加在生产、流通环节的各类直接和间接税收，增加了经营成本，经营者必定要求在售价中得到弥补，于是一般物价水平上涨和货币贬值。生产和技术的进步，投入中工业品比重不断增多，比如农业投入中的化肥、农机具等相对于劳动和土地的大幅提高，投入要素的工业制成比重增加，意味着其中的税收比重也上升，这就进一步带来了成本的上涨。尽管由于国家经济生产力进步带来了单位产品税率的下降，但工业投入比重的上升，还是导致了税收比重的增加。工业化带来了生产力进步和经济繁荣，但在间接型税收体系下，也带来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

按照“十四五”规划纲要的建议，中国建立直接型税收体系的未来税改方向不变。随着直接税体系的建立，间接税比重下降，税收对物价的影响将由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助涨转为助跌。

长期平稳趋势形成

当前中国物价走势的分化态势，表面上看很复杂：货币宽松环境下CPI高波动中相对高位，核心CPI持续低位运行，PPI持续收缩。但按照笔者观察通胀的三阶段划分，未来物价的长期趋势取决于经济体系中成本要素的变化，长期视角中货币因素已退居次位，中国未来30、40年的物价运行，将显著比过去改革后40年的物价低一个台阶。

未来中国经济结构变动方向是服务化和信息化，工业化阶段已基本结束，信息化提高了各行各业的生产效率，使得单位产品生产成本下降；相对于工业化进展带来的税收纳入增加，相对于工业化，服务化的税收纳入增加效应并不明显，因此即使没有税收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也不会再现上世纪90年代产品成本中要素成本和税收成本扩展的现象。未来的物价增长，将更多地取决于经济体系本身的技术进步，仅仅因工农生产力进步“剪刀差”而来的农产品价格上涨，是很缓慢的，未来的农产品涨价态势将长期放缓。

未来货币环境或面临两个不同发展前景：数字货币对信用货币的替代，货币政策目标转向金融平稳。在人类货币发展史上，信用货币对金属货币的替代，打破了物价长期稳定的历史；未来如发生数字货币对信用货币的替代，届时物价的变化可能又需经历差不多一个世纪才能看出来，一代人的时间里几乎感觉不到变动，物价变动最重要意义成了经济历史研究者的统计数字。即使货币替代没有发生，货币政策重心也将由截至当前为止的经济和物价，转向金融平稳，这意味着新世纪以来货币过分宽松状态的终结趋势。

运行波动性显著加大

经常引发市场对中国高通胀预期的重要基础，是农产品价格高涨推高CPI。伴随着越来越多小品种农产品期货上市，农产品期货交易规模扩大，农产品价格日益脱离真实商品供求关系的影响，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显著加大。

在农产品资本化的早期阶段，挂钩农产品的金融商品品种和交易量均比较小，农产品期货等少数几种金融工具，主要发挥了平稳市场的作用。在农产品期货市场中金融类交易占比成为主流之前，农产品自身供求关系和季节性供求规律仍对价格发挥着主导作用。农产品资本化对市场的稳定影响，其实是一把“双刃剑”。金融市场与商品市场不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具有显著的“结清”特征，即金融商品价格会迅速对各种信息做出反应，这种信息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虚假的“噪声”。

在西方，由于生产经营模式主要为大农场、大资本模式，供给端的生产、经营者不仅抗波动能力较强，且对现货市场有着基本的定价权，因而农产品资本化对价格波动影响的“负作用”，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实践中农产品资本化的价格稳定作用，要表现更明显一点。与海外世界不同，中国农产品生产仍然以小规模经营为主，农户模式仍然是主要经营模式，即使农户联营的合作社等合作组织，也大多是松散型的，以信息共享、风险分担为主要目的合作组织。随着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中间商对市场的价格控制力不断上升，生产环节的农户日益成为农产品市场上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在农产品资本化条件下，中国农产品经营的农户既对农产品金融产品价格没有影响力，对农产品现货市场也没有定价权。因此，随着近几年农产品资本化的发展，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性有着上升趋势。

属于大宗品的农产品期货还有着国际市场产品“锚”，因此国内农产品市场资本化后波动程度要受到国际市场限制。但是对于属地化、区域性的农产品，资本化后的波动性上升就极易呈现。2013年9月，中国鸡蛋期货上市；2017年12月，中国苹果期货上市；2019年4月、8月，红枣期货和粳米期货上市。2019年3月后，中国CPI突然跃升并在高位运行，食用品价格也打破季节性波动规律，原因就在于鲜果农产品期货炒作带高了现货市场价格。

中国农产品经营的结构——生产端分散、中间端集中、消费端分散，决定了中间商对现货市场价格有着重要影响力。这种结构决定了农产品资本化对价格波动，有着明显的助推作用，使得未来中国通胀走势的复杂性上升，客观上也增加了物价部门对通胀管理的难度，使得货币政策对通胀的影响力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