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银行业如何向数字技术要效益
应对疫情影响，防范产业链“断链”风险，产业链和供应链呈现出向区域、双边，或向本国内集中的小范围“自力更生”新趋势，逐渐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在此背景下，如何向数字技术要效益，是长三角区域银行业面临的新课题。
技术革新加速银行业态变迁
从2G到5G，移动通信技术迭代发展迅猛，在此背景下，银行物理网点优化和调整也加速推进。银保监会金融许可证信息平台数据显示，2018年5月6日至2020年5月4日的两年间，已有6134家银行分支机构终止营业，同期新开张的分支机构只有1541家，净减少4593家。与此同时，多家银行的5G网点、无人网点、DIY银行等新型智能网点相继亮相，以线上平台为主、以线下网点为辅，线上与线下相融通，强化银行网点与周边生态、社区的交互的综合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或成未来银行终端的主要形态。
事实上，银行网点的数字化转型，只是银行业进一步增加金融科技投入，探索更多线上和数字化业务的缩影。据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2019年中国银行业服务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总数达22.8万个，其中年内改造营业网点15591个；2019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网上银行交易笔数达1637.84亿笔，其中手机银行交易笔数达1214.51亿笔，交易金额达335.63万亿元，同比增长38.88%，全行业离柜率高达89.77%。
新冠疫情的发生，更进一步激发了社会对线上金融服务的需求。银保监会接连发文，要求银行保险机构积极推广线上业务，优化丰富“非接触式服务”渠道，并取得显著效果。不过，尽管银行业的离柜率已接近90%，但在线服务并不完整，如对公业务、私人银行业务、大额交易业务等，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发展的空间仍较大。
“节点银行”或成新业态
在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和世界经济下行的背景下，长三角区域银行亟待探索数字化转型。然而，数字化转型面临知易行难的困局，数据显示，相较于2018年10月，长三角区域四大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网点总计减少83个，而城商行网点却新增93个。从分布来看，台州网点总计新增17个，其次为宁波(13个)、上海(11个)。除常州、芜湖、池州有少量网点减少外，大部分城市网点数均有不同幅度增幅。
未来，长三角区域银行应结合发展战略，规划、梳理和调整本行相关业务，同时实施主动合作战略，通过API融入更多开放的外部场景策略，在实践中培养原有客户的数字金融习惯。例如，加强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推进银行业数字化转型速度，建立起区域结盟合作的生态系统，加强区域整体规划避免分散的资源投入。针对客户群体的服务偏好，强化数字战略和策略选择，采取相应的服务模式与合适的产品，从而形成数字化需求的长三角社区服务空间。此外，在制定数字化战略目标时，针对资源有限问题和一线员工众多的特点，物理网点亟须明晰战略方向，充分挖掘IT潜力，选择补短板点突破模式和创新并举的策略。
“节点银行”的概念产生于区块链社区的网络节点，而区块链社区的金融服务是建立在“新基建”的基础之上。整体来看，“节点银行”的“新”体现在技术新、模式新和领域新三方面。
首先，“节点银行”技术主要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通过API接口，建立起对外加密通信，对内业务分配的服务模式，为服务长三角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提供其区域融资需求的重要载体
其次，区域数字金融为加速长三角新技术产业的应用，支持区域创新应用和产业形态、扩大区域新供给，需要形成新的长三角区域数字金融服务模式。
最后，“节点银行”以节点方式参与系统服务，传统银行已经蜕变成社区服务的“节点”，从而银行形成了新的服务模式。
如何更好应对挑战
基于科学认识形势、把握银行业发展，为我国金融业作出前瞻性战略选择，形成新的金融发展格局，才能更好地使长三角区域数字金融引领我国金融业走向服务数字社会发展的新境界。对此，笔者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新基建”赋能新发展。长三角区域银行业“新基建”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由于技术研发投入高，失败风险大，需要长三角银行业自身实验室的合作试错机制配合。其次，“新基建”项目对民营金融科技企业的准入条件高，参与难度大，期望相关政策给予民营金融科技企业平等准入的竞争机会。
2、增强“互联互通”的网络建设。在金融行业的技术标准以及融资需求上，由于现代工业大规模采用机器系统的连续化、均衡化和自动化生产特性，金融机构互联现代工业的设计、生产到服务等整个环节，需要依靠数字化的审核和控制的网络协同，需要金融机构IT与OT的不断融合，而不同机构间的IT和OT网络协议存在差异，需要长三角区域政府或金融行业协会牵头，构建统一的长三角区域银行业互联网标准体系。因此，长三角区域银行业新基建的投入和试错等，需要长三角区域政府部门的协调与引导，如三省一市的政府牵头组织金融产品方和龙头金融企业共创，构建长三角区域5G金融服务网应用场景等。
3、加强人才体系建设。在金融资本与金融人才培养方面，长三角区域银行业“新基建”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共存。新生态布局将对银行业自身资金保障、员工能力要求以及人才梯队建设提出更高的需求，要抓住新一轮“换道超车”的机遇，人才建设尤为重要。对长三角区域而言，一方面可面向全球引进人才，并筹建长三角区域银行业创新研发机构，另一方面，长三角区域银行业应并购全球化的优质金融科技企业，以提升长三角区域金融技术追赶的速度。此外，政府部门应重点弥补云技术、区块链网络的软件研发、半导体装备等产业短板。
4、推动信息技术研发。在金融技术的研发上，金融数据中心服务属于金融业高新技术范畴，后疫情时期，金融技术的发展与更新的速度将明显加快，且金融行业的技术门槛也越来越高。由此，长三角区域金融数据中心服务和通信网络技术的资金需求量也将明显上升——不仅亟待购置性能优良的主机、数据存储设备以及视频监控与音视频传感设备等高价值软硬件设施，在研发团队和网点营销方面，长三角区域银行业也需要持续加大社区节点的培育和投入。对此，在整体发展规划、精准定位、技术和资金来源及人才培养等多方面，政府部门应当给予金融政策支持和指导，如给予资金税收、人才配套服务等政策扶持。
5、打造科技创新的长三角区域银行服务模式。从银行业态看，银行服务模式随互联网的发展而演进，应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公司的改革红利，培育一批在长三角区域银行服务场景方面凸显金融科技核心竞争力，弥补长三角区域金融技术和市场在外的短板，推动长三角区域金融科技的高质量发展，以应对国际金融市场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
6、打造健康的长三角区域供应链金融服务模式。从本次疫情对供应链金融所服务企业情况来看，长三角区域公司的多元化发展势头明显，在经济增长时期无法评判公司战略的优劣，但疫情之后将逐步见分晓。展望未来，应发挥专业银行精准的供应链金融服务优势，避免贪大求全的供应链金融服务模式。同时，须创新银行服务的生态环境，尤其是提升对科技人才的包容和吸引力，以及信息和资金的汇聚能力。为此，政府部门应当支持银行业科技创新的环境建设，思考如何把知识产权成果转化为盈利能力、如何打造供应链金融精准服务新模式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