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惩违规行为须运用组合拳

日前，证监会通报2019年证监稽查20起典型违法案例情况，涉及财务造假、操纵市场、中介机构未勤勉尽责等多种类型。其中，市场操纵案共6起，中介机构未勤勉尽责案共4起，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4起，财务造假案3起，内幕交易案2起，以及私募基金管理人违反信义义务案1起。

这是证监会连续第四年通报上一年度的典型违法案例情况。实际上，除了通报典型案例外，证监会每年年初还会公布上一年度的监管成绩单。比如来自证监会官网信息显示，2019年全年，证监会共下发136份行政处罚书，较2018年增加5份。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增加，意味着证监会立案调查的违规案例增多。

从此次证监会通报的案件类型看，基本上都是些往年也较为常见的案件。但证监会在日前通报典型案件，却也有不一样的意义。从今年4月7日至5月4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金融委在三次会议上均剑指资本市场，要求对市场上的造假、欺诈、信息披露等方面的违规违法行为强化监管，严厉打击。金融委此举，其实也是非常罕见的。证监会在此时通报典型案例，既是对金融委相关要求的一次回应，也无形中拉开了今年严惩市场违规违法行为的序幕。

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像内幕交易、操纵市场、信披违规等案件，每年都会在市场上出现。而且，某些类型的案件，也凸显出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的特点。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与警惕的现象。反复出现某种类型的案件，不仅损害市场、损害投资者的利益，也导致监管成本变得高昂，从而产生多输的格局。

毫无疑问，在证券法大修前，违规成本低是导致多输格局产生的最根本性原因。随着今年新版证券法的实施，资本市场的违规成本已有所提高。比如上市公司信披违规问题，此前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顶格处罚为60万元，责任人员顶格处罚为30万元，如今这一处罚的顶格标准分别提高至一千万元与五百万元。两者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违规成本的大幅提升，无疑能够在市场上产生一定的震慑作用。

但证监会此前处罚的某些案件，违规成本其实也不低，比如操纵市场案件实施顶格处罚的也不少，但并不能抑制违规者不惜铤而走险的利益驱动。其中的原因，在于处罚模式过于单一。个人以为，在新版证券法实施后，对市场上的违规违法行为，应采取“组合拳”的举措进行严惩，如此才能产生真正的效果。

一方面，应建立有违规必有处罚的惩戒机制。资本市场违规违法行为多种多样，有的性质严重，有的稍轻。性质严重的自不必说，对于性质轻微的，同样不能放过。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违规行为，同样有必要让其付出代价。否则，违规者就会抱有侥幸心理，也为今后的大错埋下了隐患。对于任何违规行为，无论性质严重与否，均不可纵容。

另一方面，建立有损害必有赔偿的投资者保护机制。违规违法行为的背后，目的是窃取市场利益，但也往往会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像操纵市场、内幕交易、信披违规等都概莫能外。投资者的利益因违规违法行为受损的，必须得到必要的赔偿。但目前除了上市公司虚假陈述外，其他违法行为导致投资者利益受损的，还没有建立有效的维权通道，这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此外，打击资本市场的违规违法行为，顶格处罚应成为常态。对于违规者，应从经济、行政、刑事等多方面实施处罚。该罚款的，按顶格罚款；该市场禁入的，延长禁入期限。与此同时，《刑法》亦不能缺位。违规者该承担刑事责任的，须承担刑事责任，且要慎用缓刑。如果能够形成多位一体的严惩模式，效果其实也是可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