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有限的财政资源用在刀刃上是稳就业的关键
中央政治局3月27日召开会议（以下简称“3.27”会议）指出，为应对境外疫情加速扩散蔓延态势，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和实施力度，抓紧研究提出积极应对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其中，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包括：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落实好各项减税降费政策，以及合理增加公共消费等。
市场上有人将“3.27”会议精神直接等同于财政刺激加码，扩大基建投资。然而，姑且不说扩大基建投资的钱从哪里来？谁来投资？刺激作用有多大？仅就解决当前最大的民生——就业问题而言，可能也是值得商榷的。
疫情全球加速蔓延令我国“稳就业”任务更加艰巨
2008年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主要是世界经济衰退产生的总需求冲击，表现为外贸出口大幅滑坡、农民工大量返乡。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从供需两端对我国经济运行形成冲击。尽管境内已取得阻断本土疫情传播的阶段性胜利，但疫情海外扩散的回溢效应仍将制约国内复工复产进程，并将影响我国的国际市场需求和金融环境。显然，反映到劳动力市场上，将会加大我国就业压力。
据最新统计，今年2月份，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2%，同比上升0.9个百分点，是该项数据发布以来的新高；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7%，25~59岁就业人员调查失业率为5.6%，各上升了0.7个百分点；平均工作时间为每周40.2个小时，减少10.5%。
这还只是反映了上半场内防疫情传播，限制人员流动和生产商务活动造成的冲击。相信，进入下半场，前述情况虽会有所好转，但低于正常年景的情形还会持续，直至海外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上半场，我国主要是服务业就业受影响较大，下半场制造业就业也会因海外订单取消受到打击。近期国内股市波动加剧，除海外市场震荡引起的共振外，或与市场对第二波冲击的风险重新定价有关。
人在经济活动中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连接着供需两端。3月20日，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稳就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指出，就业事关基本民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稳就业任务十分艰巨繁重。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将稳就业放在做好“六稳”工作首位，更大力度实施就业优先政策。
上次危机应对显示扩大投资可能抑制就业创造能力
有一种失业叫做“结构性失业”，它是指经济产业的每次变动都要求劳动力供应能迅速适应变动，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特征却与社会对劳动力需求不吻合，由此而导致的失业。结构性失业，主要是由于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等）发生了变化，现有劳动力的知识、技能、观念、区域分布等不适应这种变化，与市场需求不匹配而引发的失业。
2013年以来，我国每年新增就业岗位1300多万，主要是因为持之以恒地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经济发展模式逐渐从投资、外需和制造业拉动转向消费和服务业驱动。到2018年底，我国第一、二、三产业就业占比分别为26.1%、27.6%和46.3%，分别较2008年底下降13.5个百分点、上升0.4和13.1个百分点。可见，过去十年，我国第一产业劳动力转移，主要是通过第三产业消化吸收的。
从2008年危机应对的经验看，以扩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可能会抑制服务业的就业创造能力，产生结构性失业的矛盾。
2008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针对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推出了两年“四万亿投资”的一揽子计划，并要求扩大投资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长30.4%，为1995年以来最高增幅，2010年继续增长24.5%。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率先触底回升，就业状况有所改善。
但是，投资对消费形成了挤出效应，延缓了产业升级步伐。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由2007年的高点47.3%降至2010年的39.0%，直到2014年才恢复到49.9%，高于危机前的水平。受此影响，2008年至2010年，第三产业就业占比仅上升了2.2个百分点；2011年至2014年，占比上升6.0个百分点。2009年至2010年，平均每年新增就业1135万人；2011年至2019年，平均每年新增就业1312万人。
如果这次疫情应对依然以基建投资为抓手，可能令我国产业结构有所退化，这不利于解决企业生存、劳动就业普遍饱受疫情冲击的问题。那么，前述结构性失业问题就会进一步凸显。
将有限的财政资源用在刀刃上是稳就业的关键
目前，各国采取了一揽子的疫情应对政策。除了采取越来越严厉的社会隔离的卫生政策防控疫情扩散外，还采取了财政货币政策措施提振经济。其中，货币政策主要是缓解市场流动性风险，避免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掉入股价下跌—流动性危机的紧缩螺旋；财政政策才是缓解现金流问题，让企业在短暂停摆后能够活下来的关键。
将前述政策称之为刺激措施恐有失严谨，倒是称作经济对冲政策，以降低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或许更为恰当。一旦企业能够度过这个停摆期，生产经营活动就可能迅速重启，就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从美国3月底通过的2万亿美元财政应对计划看，除给医疗机构提供1117亿，为国家战略药品和医疗用品储备提供160亿美元资金外，其他支出基本都是给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家庭、企业和行业纾困。
日前，国办下发了《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从更好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引导农民工安全有序转移就业、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加强困难人员兜底保障和完善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等方面做了安排部署，并强调要压实就业工作责任，加大就业补助资金和稳岗补贴投入力度，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稳就业各项工作。“3.27”会议还特别指出，要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制定专项支持政策，帮助湖北解决财政、融资、供应链等实际困难，支持湖北做好援企、稳岗、促就业、保民生等工作。
各方对于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专项债发行、减税降费等有基本共识，但对于财政的钱该怎么花分歧却很大。扩大有效投资自然是稳增长、保就业的一部分，但应该占多大比重却是大有文章。将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理解为扩张投资的政策，很可能是一种各取所需的市场解读。
实际上，近期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境内外疫情形势发展召开了很多会议、下发了很多文件，每个会议或文件的主题不尽相同，研究部署的工作各有侧重。为更好把握政策全貌，宜将这一系列会议和文件结合起来看，才能避免以偏概全、断章取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