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造中国数字经济的未来？
导语：近期新基建的重要性被决策层频频提及，各地也在集中加码新基建项目。在笔者看来，这其中既有疫情外部冲击之下，稳增长与托底经济的重要考量，也有深化中国数字经济技术优势，创新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培养未来中国经济新增长点的期待。
针对新型基建，目前多方仍有不同争论，主要集中在新基建是否应该大力推进，新基建是否意味着“四万亿”的卷土重来，新基建能否足以支持中国经济增长，以及新基建如何推进才能避免结构性问题的积累，防范再度出现过度投资后遗症等几个方面。在笔者看来，认识清楚上述问题是做好新基建落地的关键。
新基建是否是“新瓶装老酒”？
果真如此吗？在笔者看来，当前中国基础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一方面，部分领域、部分地区的传统基建可能面临趋于饱和或产能过剩；但另一方面，新基建领域部分领域，如物流冷链、数据中心等方面还存在短缺。而纵观新基建的七大领域，一部分是补充传统基建的短板，如特高压、高铁和轨道交通、充电桩，另一部分是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与应用是集中在新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并非是传统基建的重复。
在2020年全球经济遭遇新冠疫情黑天鹅事件背景下，新基建的再度被重点提及，不仅是出于稳增长的考虑，也与抗疫过程中，新基建的突出贡献，以及其预示的良好应用前景有关。新基建从更大意义上来说，是数字经济的基建。此次抗击疫情中，数字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突出体现在强化社会公共安全保障、完善医疗救治体系、健全物资保障体系、助力社会生产有序恢复等各领域。
其中，大数据分析支撑服务疫情态势研判、疫情防控部署以及对流动人员的疫情监测、精准施策；5G应用加快落地，5G+红外测温、5G+送货机器人、5G+清洁机器人等已活跃在疫情防控的各个场景；人工智能技术帮助医疗机构提高诊疗水平和效果，降低病毒传播风险。另外，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消费习惯，云办公、云课堂、云视频、云商贸、云签约、云医疗、云游戏等新消费需求释放巨大潜力。
新基建为“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破茧重生、求新谋变创造了积极条件。5G、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既是新兴产业、也是基础设施。依托新基建迅速发展的良好势头，数字技术得以广泛应用，这不仅有助于推动产业升级，扩大有效需求，保障民生托底，也是稳增长工作的重要抓手，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和精准施策手段。同时，新基建将提升数字经济服务实体产业和智慧生活的水平，新基建构建了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平台，其影响力已渗透到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在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扮演更加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
“超前投资”新基建是否确有必要？
当然，也有担忧认为，新基建属于超前投资，必要性存在疑问。但笔者结合以往高铁、机场等中国基建投资的经验来看，虽然部分投资当期看来收益并不明显，但外溢性显著，持续收益值得关注。
例如，2004-2017年间，中国基建投资平均增速超过20%。其中，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已经居世界前列，高铁里程、高速里程均居世界第一。根据World Economic Forum全球竞争力报告，2018年中国基础设施整体得分78.1分，排名全球29位，是主要发展中国家中排名最高的。
超前的基建是中国最大的竞争优势之一，中国在许多基础设施领域的建设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以高铁为例，2019年中国通车的高铁里程超过3.5万公里，占全球的70%以上。高速公路方面，中国高速公路里程14.3万公里，超过美国和欧盟，稳居世界第一。港口方面，全球吞吐量前十的集装箱港口有七个位于中国，2018年，中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为2.51亿标准箱，位居世界第一，是美国的4倍。航空方面，基础设施建设也在迅速追赶。目前中国通航机场数量239个，数量小于美国的555个，但中国年旅客吞吐量达到“千万级”的机场已达32个，航空基础设施的质量正在大幅提高。
整体看来，这些超前投资虽然当期来看收益有限，但外溢性明显，极大的提高了社会生产和物流效率，提升了中国的竞争力，支撑着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制造国的地位。虽然具有超前投资的特点，新基建是新的产业增长支柱，创新投资渠道以及新的消费方式，同样前景广阔。
如何防范新的“四万亿”卷土重来？
当然，目前关于新基建最多的质疑在于认为新基建是重走“四万亿”老路。在笔者看来，这种警示是值得重视的，但也无需抱有“四万亿”恐惧症。毕竟运用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支持经济增长，避免经济硬着陆无可争议，“四万亿”的教训不在于是否推出刺激政策，而在于执行过程中忽视了中国经济固有的结构性弊端。
既要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又要避免新一轮基建下的债务风险，还需要与改革相结合，在制度环境、公平市场环境、改善政府治理、鼓励企业创新等方面做出努力。具体而言：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做好统筹规划，放宽市场准入。应统筹规划，注重效益，量入为出，对项目做出甄别和评议。研究出台新基建规划方案，加强与财税、金融、就业等配套政策的统筹协调；实施负面清单制度，放宽企业投资准入，简化行政项目审批。科技公司和民间资本在软硬件结合、广泛为社会群体提供服务方面有独有的优势，积极引导有实力的数字科技企业发挥研发实力和经营创新优势，重点参与公共卫生与医疗健康、智慧交通、智能能源、智能新媒体及电子政务等领域的新基建项目。
二是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形成多元化投融资体系。除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债券资金及其他政策性的金融手段外，还应鼓励和引导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新基建，形成政府财政和社会资本互为补充的健康机制、良性生态。以PPP项目为例，目前存量PPP项目投资中，新基建占比仍然很低。截至2020年1月，存量PPP项目总投资规模为17.6万亿元，其中狭义新基建（充电桩、光电、科技、智慧城市、信息网络建设）相关的投资仅有855亿元，占比0.49%，包含医疗、轨道交通、园区开发在内的广义新基建占比超16%，而传统基建（铁路、公路、基础设施，不含轨道交通）仍然占据最大份额，接近40%，新基建资金投入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此外，还可以考虑发行政策性金融债，多管齐下拓宽新基建项目的融资渠道。
三是鼓励和引导数字科技企业参与，探索推动投建营一体化模式。通过政策补贴、税收减免等方式，鼓励和引导数字科技加快新基建相关技术的研发应用，有序参与项目建设和运营。积极引导数字科技企业发挥研发实力和经营创新优势，重点参与公共卫生与医疗健康、智慧交通、智能能源、智能新媒体及电子政务等领域的新基建项目。
新基建核心在于支持数字经济的发展，中国已经在数字经济领域走在世界前列，研发投入、专利数和市场占有率均有一定优势，未来中国应抓住此次疫情中数字经济的发展机遇，发挥新基建的产业效应，致力打造成为世界领先的数字经济强国。可以预期，伴随着新基建的加快推进，其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结构性改革方面也有望发挥更大作用。新基建与传统基建补短板协同配合，将释放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潜能。